窒愛
律師
為什麽受害者無法被拯救，台灣法規也是一大漏洞。台灣目前在解決恐怖情人的法規上仍有待加強
林穎群律師
當被害人遇到肢體暴力、情緒暴力、性暴力、高壓控制分別可以訴求以下法律途徑解決
(1)肢體暴力：若被害人遭受恐怖情人傷害身體或健康，被害人得立即至醫院驗傷，留有第一時間的證據，證明傷口係恐怖情人所致，便於嗣後對恐怖情人提起民事上侵權行為或刑事上傷害罪的告訴。
(2)情緒暴力如挑毛病、情緒勒索等，此等行為在現行法律下並不在規範範圍，理由在於刑法或跟騷法等法規，在無涉公益與人身安全下，並無須主動介入當事人間的愛恨情仇。
(3)性暴力：性暴力係被害人於非自願下，遭受行為人性交或猥褻，此於刑法第221條以下均能尋求保護。
(4)高壓控制：如禁止被害人與異性會面，若係以被害人的財物或人身安全作為惡害內容的告知，則構成刑法第304條的強制罪、尚有可能同時該當第305條的恐嚇危安罪。
(5)若被害人與行為人之關係，係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，則同時得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63-1 條尋求保護。
面對恐怖情人，有以下刑責可以制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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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手傷人，就有傷害罪（刑法第 277 條普通傷害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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衝入對方家中談判，就有無故侵入住居罪的嫌疑（刑法第 306 條侵入住居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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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對方意願，強迫對方與自己從事行為，這又涉及強制性交罪（刑法第 221 條妨害性自主）
除提起刑事告訴外，
被害人還能請求恐怖情人為民事賠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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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怖情人的諸多威脅行為、散布毀損名譽的行為，被害人都可以在刑事案件起訴後，透過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方式」，或直接提起民事訴訟，向恐怖情人主張民事侵權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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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訴訟採取「當事人進行主義」，有所謂「舉證之所在、敗訴之所在」，因此對於自己的損害，一定要透過明確的「證據」提供給法院看，如果損害與加害人的侵權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，法院自然會核准被害人的請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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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損害賠償，建議被害人在事情發生後，可以透過療院所的治療，請醫療院所提供診斷證明來證明自己確實受有損害，由法院按照實際狀況酌情給予被害人精神賠償。
(一)立法背景
在跟蹤騷擾防治法施行之前，我國對於恐怖情人的規範僅有家庭暴力防治法，惟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跟蹤騷擾行為的保護有限。除家庭成員與現有或曾有親密侶關係之人外,其餘的跟蹤行為人不在處罰範圍之列,僅能仰賴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處罰。即便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保護對象,亦須以取得民事保護令為前提,其保護的效果尚未臻完善。
(二)行為意圖之限縮
我國跟蹤騷擾防治法第3調將跟蹤騷擾之行為限縮在與「性或性別」有關之範圍。針對此一限縮爭議,雖有立委指出,若不以性或性別加以限制,恐使得該法包山包海,並非人民所期待之專法。然而回顧我國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條揭示之保護法益,並不足以正當化性或性別之限縮保護門檻,蓋無論是否與性或性別相關之跟蹤騷擾,皆會造被害人身心安全、行動自由、生活私密領域、資訊隱私及個人人格尊嚴之影響。故本文認為,若欲更加周全保障被害人免於跟蹤騷擾的侵害,且避免過高的門檻導致最終舉證不易,應除去此一要件。
(三)復仇式色情
我國跟騷法主要規範對象僅有跟蹤騷擾行為，對於新興科技對特定人性影片犯罪等則不在制約範圍，似乎形成立法漏洞。惟於民國112年新增訂刑法第319條之1以下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，對於現今恐怖情人以威脅性影片流出、或偷拍性影片等行為予以規範，填補跟騷法所不能及之範圍。對此，值得讚賞。
(四)恐怖情人肇事案件定罪率低，被解決個案低
逃脫暴力關係歷程的困難度 ：參考現代婦女基金會個案研究
社工在處理個案時都難以理解為什麼她們說不清楚暴力、拒絕服務等。因為當我們無法確切的辨認受暴婦女身處在怎麼樣的「牢籠」時，就很難去理解她們行為舉止的異常之處；而我們必須先去了解加害人所有強制行為背後的動機。當我們分析她們遭受的手段、高壓控管的效壓、控管模式的特性，才能漸漸了解被害人之所以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樣貌。
